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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辦公室成立,強調國家機關和社會組織兜底監護功能

王勇 2021-03-03 09:48   公益時報 投搞 打印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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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辦公室成立暨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典型案例新聞發佈會召開。當日,少年法庭工作辦公室正式成立並揭牌。

“國家機關和社會組織兜底監護是家庭監護的重要補充,是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堅強後盾。” 少年法庭工作辦公室副主任鄭學林表示。

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辦公室成立暨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典型案例新聞發佈會召開。當日,少年法庭工作辦公室正式成立並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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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保護和犯罪預防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希望社會各界能更加關心、重視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繼續關心、支持人民法院的少年法庭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少年法庭工作辦公室主任楊萬明強調。

那麼,少年法庭工作辦公室是怎樣一個機構,在未成年人保護方面將發揮怎樣的作用?當父母怠於履職或嚴重侵權的,民政部門和社會組織又該怎樣保護未成年人權益呢?

辦公室層級高、職能實

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辦公室成立大會舉行,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出席會議,併為少年法庭工作辦公室揭牌。

新聞發佈會的消息顯示,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辦公室不是一個鬆散性、臨時性的議事協調機構,而是一項層級高、職能實、成員相對固定的重要工作機制。

辦公室相關負責人的職務從某種程度上體現了這一點。少年法庭工作辦公室主任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楊萬明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沈亮為常務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長何莉、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長鄭學林則是少年法庭工作辦公室副主任。

在設立少年法庭工作辦公室的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還在六個巡回法庭設立了少年法庭巡迴審判點。

據楊萬明介紹,少年法庭工作辦公室主要負責:綜合統籌未成年人審判指導,參與未成年人案件審判管理,協調開展未成年人案件巡迴審判等工作。

從五個方面推進工作

楊萬明表示,少年法庭工作辦公室成立後,將抓緊研究制定各項制度,認真組織實施好各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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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堅持少年審判的專業化發展方向。堅持少年審判專業化發展方向,既是貫徹落實新修訂的未成年人“兩法”的要求,也是充分履行人民法院職能,堅持特殊、優先保護未成年人政策的重要體現。

二是要加強制度建設,統籌全國少年法庭工作。少年法庭工作辦公室要有效整合少年審判工作力量,設立工作規則和運行制度,要會同審管辦等部門做好對涉未成年人案件的專項統計、單獨考核等工作。切實強化對全國少年法庭工作的統籌協調、統一指導,通過加強組織領導,在全國法院形成示範效應,充分發揮未成年人審判的既往優勢,堅持並鞏固已有的經驗成果,推動全國少年法庭工作再上新台階。

三是要加強對未成年人案件問題的調查研究。要圍繞低齡兒童犯罪、性侵兒童、拐賣兒童、校園欺凌、虐待兒童、留守兒童監護、兒童信息安全等社會關注的問題、司法實踐反映的難點問題,有針對性地加強少年審判問題研究。及時修改或者制定新的司法解釋、司法政策,適時發佈指導性案例、典型案例。通過強化審判指導,統一裁判尺度,確保每一起涉未成年人案件的裁判彰顯公平正義,符合人民期待。

四是要切實發揮眾多研究平台的作用。要充分發揮好中國審判理論研究會少年司法專業委員會、少年司法研究基地等平台的作用,加強對涉未成年人案件的特點、態勢的分析研判,為更加精準掌握未成年人案件的規律,制定司法政策、完善國家治理提供實證支撐。

五是要充分藉助專家學者的智慧力量。少年法庭工作辦公室成立後,要抓緊聘任一批專家委員,要加強與專家學者們的聯繫,藉助他們的智慧力量,推動形成一批有影響、有實效的研究成果。

國家機關和社會組織兜底監護

據楊萬明介紹,2016年至2020年,全國各級人民法院一審審結的涉及未成年人撫養、監護、探望等民事案件120多萬件,充分保障了未成年人的民事權利。

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從有利於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角度出發,綜合運用社會觀護、心理疏導、司法救助、訴訟教育引導等制度,依法給予未成年人特殊、優先保護,充分體現司法的人文關懷。

發佈會上,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典型案例對外公佈。其中“某婦聯訴胡某、姜某某撫養糾紛案”“某民政局訴劉某監護權糾紛案”對於民政部門、社會組織如何介入未成年人監護、撫養工作提供了指導。

“某婦聯訴胡某、姜某某撫養糾紛案”中,胡某某(2003年3月6日出生)系胡某與姜某某非婚生女兒,後因胡某與姜某某解除戀愛關係,遂由胡某父母負責照顧、撫養、教育。2016年11月8日,經西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診斷,胡某某患有抑鬱症、分離轉換性障礙。

胡某、姜某某長期未履行對胡某某的撫養義務,胡某父母年老多病,無力繼續照顧胡某某,多次要求户籍所在地的村社、政府解決困難。該地婦聯瞭解情況後,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胡某、姜某某全面履行對胡某某的撫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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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的典型意義在於,審判實踐中存在不少與本案類似的留守兒童撫養問題,這些未成年人的父母雖未直接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但怠於履行監護義務,把未成年子女留給年邁的老人照顧,子女缺乏充分的經濟和安全保障,缺乏父母關愛和教育,導致部分未成年人輕則心理失衡,重則誤入歧途,甚至走向犯罪的深淵。” 鄭學林強調,“本案中,法院積極探索由婦聯組織、未成年人保護組織等機構直接作為原告代未成年人提起訴訟的模式,為督促未成年人父母履行撫養義務,解決父母不履行監護職責的現實問題提供了有益參考”。

“某民政局訴劉某監護權糾紛案”中,2018年7月22日,劉某在醫院生育一名女嬰後,於同月24日將該女嬰遺棄在醫院女更衣室內。女嬰被發現後由民政局下屬的某兒童福利院代為撫養。公安局經調查發現,劉某還曾在2015年1月29日,將其所生的一名男嬰遺棄在居民樓內。民政局向法院提起訴訟,以劉某犯遺棄罪,已不適合履行監護職責,申請撤銷劉某的監護權,民政局願意承擔該女嬰的監護責任,指定其下屬的某兒童福利院撫養女嬰。

“本案的典型意義在於,國家機關和社會組織兜底監護是家庭監護的重要補充,是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堅強後盾。” 鄭學林表示。

未成年人因為年齡、智力等原因,往往無法自我保護,作為最親近的父母如果怠於履職或嚴重侵權的,這些未成年人權益由誰來保護?

“這次編撰民法典對監護制度進行了修改完善,明確規定沒有依法具有監護資格的人的,監護人由民政部門擔任,這樣就對未成年人建立起了全方位的保障體系,為他們的健康成長保駕護航。” 鄭學林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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